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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电视纪录片《新中国》第七集

  阔乐文化:定制化短视频营销 助力网络电影优势,从北坡登上地球的最高点珠穆朗玛峰,是本世纪以来人类的一个梦想。自20年代起,来自西方国家的登山队员,曾七次尝试从这里登上珠峰,均告失败,沿途散落的残骸仿佛在述说着梦想的破灭。西方人由此断言,人类不可能从北坡登上珠峰。

  公元1960年5月24日凌晨4点20分,新中国的登山健儿们经过顽强拼搏,从北坡一举登顶成功,倾刻间带给整个世界一个意外的惊喜。人类几十年的梦想,终于在中国人的脚下变成了现实。

  从1959年到1961年,史称三年困难时期。为了渡过难关,必须调整经济。中央在1961年1月正式通过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决定调整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巩固已经取得的建设成果,充实能够发挥经济效益的生产部门,提高管理能力和劳动生产率。

  摆脱困境,调整经济,就这样成了60年代初期中国社会的一个基本主题。对中国人来说,这无疑也是一场并不轻松的挑战。

  在挑战面前,最能看出一个民族的性格。正是在60年代前期,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艰苦创业、英雄辈出的年代。

  就在中国人从北坡登上珠峰的同时,相距万里之遥的松辽平原,已经拉开了一场石油大会战的序幕。

  早在1959年9月26日,松基三井首次喷出了石油,这就意味着大庆油田的发现。这个发现,距离新中国十周年的大庆仅有5天的时间。此时,首都北京正沉浸在一片节日的气氛当中。

  9月30日,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来到北京,参加中国国庆10周年盛会。在机场,当他想同拥抱时,没有回应。这时候,50年代的中苏友好合作,实际上已经走到了尽头。

  第二年,苏联便撕毁合约,撤走专家,追逼债务。这对于正处在困难时期的中国人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这也使中国人更加坚定了一个信念:只有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才能走出困境。

  石油是工业的血液,没有石油,经济建设就缺少向前发展的润滑剂。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戴着贫油国的帽子。

  那时侯,北京街头的公共汽车都背着一个硕大的煤气包.无不感慨地说:“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没有石油都转不动啊。”

  铁人王进喜发出了这样的声音:“对,就要将我们贫油的帽子甩掉,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这个正在讲话的工人名叫王进喜。一个月前,他刚刚带着他的1205功勋钻井队,从嘉峪关外的玉门油田赶来大庆。钻机运到了,没有装卸工具,王进喜便带领工人采用人拉肩扛的办法,硬是把它运到工地上安装起来。打井需要泥浆,配置泥浆需要大量的水,钻井没有水就像人没有血液一样。时为1205钻井队工人戴祝文回忆说:“铁人老队长带领我们,就这样一盆盆的端,有的用水桶挑,用盆子端,还有灭火机壳,端了40方水。在端水之前,开了一个动员会。旁边一个同志说,你看见哪个国家用盆子端水打井,铁人说,就是我们国家,不但用盆子端水,而且尿尿也要打井!”

  只有亲身经历过那种场面的人,才能体会什么叫艰苦创业。1205钻井队的工人们就是靠这种办法,只用五天多的时间就打完了第一口井,创当时钻井的最高纪录。

  1205钻井队打第二口井的时候,意外地发生了井喷,王进喜率先跳进了泥浆池。后来,房东赵大娘带了一小筐鸡旦来井场看望王进喜,见他满身泥浆、双眼通红,说了一句发自内心的话:“王队长,你真是个铁人啊!”从此,“铁人”的名字就这样传开了。

  10年过后,被称作铁人的王进喜因积劳成疾,不幸病逝,年仅47岁。生前他曾经说过:“宁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为了大庆油田的开发,为了甩掉中国贫油的帽子,他线年。

  1960年6月1日,在首战告捷的万人庆功大会上,当时并称为开发大庆“五面红旗”的王进喜、马德仁、段兴枝、薛国邦、朱洪昌披红戴花,骑上了高头大马,为他们牵马的是指挥部的各位领导。

  大庆石油会战期间,4万多名职工聚集在油田,当时遇到的最大问题是缺少粮食。刚刚到达这里的大庆人不得不靠生产自救,开始垦荒种粮。与此同时,全国人民也在想方设法支援这个地方的建设。

  时任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处书记李剑白说:“总理跟我反复谈,国家要想办法多征一点粮食来支援大庆。那时候,我记得黑龙江省委省政府就发动全省人民每人节约一斤粮食,来支援大庆。共同采取办法,自力更生来渡过难关。”

  开发大庆,是中央领导人特别关切和深情期待的一件大事。在艰难创业的日子里,他们相继来到了这里。

  1964年8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和国家副主席董必武同时来到大庆。在短短几年内,这么多党和国家领导人到同一个企业考察,在新中国工业发展史上是罕见的。他们知道大庆的会战是多么艰苦,也知道大庆油田的开发对新中国的建设有多么重要。大庆的“两论”起家、三老四严和岗位责任制都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知道,在调整时期,我们的工业已经不是大干快上的跃进年代。对一个企业来说,也不仅仅是靠苦干就能创造出好成绩的时候了。

  在这些党和国家领导人中,最早来到大庆的是中共中央总书记, 时间是1961年7月23日。这个时候,他正在主持起草对经济调整有着重要意义的《工业七十条》。大庆的一些生产经验、管理方法、企业制度和工作作风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离开大庆一个月以后,带着在各大企业考察的经验总结,来到了庐山。

  1961年8月,中央在这里召开工作会议,集中讨论粮食、财贸和教育,特别是工业的调整措施。这是国民经济进入调整时期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认为,现在的经济形势已经到了谷底,再不能犹豫了,必须当机立断,抓紧落实以调整为中心的八字方针。工业调整除了降低指标以外,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整顿企业秩序。正是在这次会议上,通过了由主持起草的《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人们把它简称为《工业七十条》。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说:“在这里边最为重要的一条,就是说,实行厂长负责制,总工程师负责制。谁要是毁坏厂长负责制呢,那就是损坏现代企业,这是恩格斯讲的话。小平同志借用这句话,他说,厂里头呢,就是厂长负责制。现在呢我们这还用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他说也可以,但是呢,车间就不能够叫做支部领导下的车间主任负责制,这一条要改。毛主席看了以后呢,讲了有道理,毛主席同意了,这就算是通过了。”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还通过了《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六十条》。这时候,为了适应调整的需要,许多部门的工作条例草案基本上都制订了出来:主持制订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60条》;等人主持制定的《关于改进商业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简称《商业40条》;等人主持制定的《关于自然科学研究工作的意见(草案)》,简称《科学14条》;后来经中共中央批转的《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简称《文艺八条》。这些条例草案吸取了以往的经验教训,制订了适合当时情况的各项具体政策,形成了各个部门的具体工作路线。

  时任《红旗》杂志副主编邓力群说:“的说法,就是说从的失败,人民公社运动的曲折,得出一个教训,单有总路线还不够,还要有总路线所需要的工农商学兵各个方面的具体方针政策。我们已经有了这些具体的工作路线年的年初以后,各个部门的工作条例。”

  在庐山期间,对过去的失误和今后的建设,进行了深深的思索。他与身边的卫士讲起了自己的三大心愿:第一是搞调查研究;第二是骑马考察黄河;第三是写一本书。

  时任的卫士张仙朋说:“写一部什么书呢?他说我想写一部像《红楼梦》那样的书,当时我都发愣了,愣了,主席说要把我写进去,就是把主席写进去,主席还讲我也把你们写进去。我和主席开玩笑,说你千万别写我,我没什么可写的,他说我把你们统统写进去,也把我的优点也好,缺点也好,统统写进去。他说我不是个圣人,我不是圣人,我的优点能占70%,我的缺点30%,我也就很满足了。”

  在庐山,周恩来也并不轻松。由于许多省市缺少粮食,他不得不把很大一部分精力放在调剂粮食上来。对农村工作来说,节粮度荒,增加粮食生产已成为当务之急。此时的农村,为了防止自然灾害,改变严峻的生存条件,许多地方都在创造着战天斗地的人间奇迹。

  开山劈岭的隆隆炮声,把我们带进了太行山南麓的河南省林县。据林县县志记载,这里十年九旱,历史上曾多次发生人相食的悲惨景象。新中国成立后,这种现象得到了根本的改观。但三年困难的事实,使林县人民下定了根治灾荒的决心,从1960年2月起,他们开始了艰难的引漳入林工程。排险突击队队长任羊成,就是他用自己的危险换取大家的安全,他随时做好了粉身碎骨的准备。

  任羊成说:“因为这个山高,排险是很危险的,到工地去排险以后,中午回来不回来,那就很难说了。我早晨就把被子抱着了,指挥长他这样认为我是开小差了。我说我给你说实话,这么荡起来,我要粉身碎骨以后,牺牲了,别人掂开我的被子,搁在棺材里面一放,那不就回老家去了吗。我不是开小差,你放心。”

  当时的省委书记刘建勋听了这个故事后,决定同当地的县委书记一起请这位英雄吃顿饱饭,为此,他们准备了几碗面条。在三年困难时期,这是最大的奖励。

  任羊成说:“我吃了四碗,他们一个人剩下一碗,给我合到碗里面,叫我吃。通讯员就端了六个黑馍,红薯面,端了六个馍。刘书记说你吃吧,你吃。我就把六个黑馍就又吃了。他说再端几个馍来,后来这个通讯员又去端了八个馍,说有没有了,再端几个,(通讯员)说没有了,八个馍已经把伙房已经全部端来了。又端上几碗汤,就连汤带馍就又吃了。”

  像任羊成这样的故事,我们听到很多很多。林县人民正是凭着这种艰苦的创业精神,开凿隧洞211个,修建渡槽151座,终于建成了纵横1500多公里的“人工天河”——红旗渠。

  就在太行山南麓的林县人劈山开渠的时候,坐落在太行山北麓的大寨人也开始了治坡治窝的工程。在旧社会做了23年长工的陈永贵是这里的党支部书记。

  陈永贵说:“我们有一把镢头两只手,一条扁担两锄头,那么一定能够战胜这个穷山恶水,一定能够战胜这个自然灾害。”

  大寨人当时治理穷山恶水的举动,并没有被山外人所关注。他们是自发地组织起来的,口号是战天斗地。

  时为大寨大队妇女主任宋立英说:“白天治坡,晚上治窝,我们就提出三不要,不要国家的粮,不要国家的钱,不要国家的物资,后来呢庄稼又扶起来了,咱们又丰收了,我们又提出三不少,卖国家余粮不少,咱们社员的口粮不少,社员收入还不少。”

  大寨的一些做法,后来也难免受到“左”倾思潮的影响,特别是在中,把大寨经验教条化片面化,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但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它确实是中国农村的一个典型。当时,成为典型的不仅仅是山西的大寨,河南的红旗渠,还有河北的沙石峪,山东的下丁家……

  在人民群众艰苦奋斗,克服困难的同时,经过初步调整,到1962年初,恶化的经济形势开始有了转变,但困难仍然十分严峻。这时候,中央对经济调整工作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和思考。

  7000人大会之后,中央政治局在中南海西楼召开常委扩大会议,集中讨论经济形势。当时人们把它叫做“西楼会议”。在会上提出,现在我们仍然处在“非常时期”,陈云则系统地分析了当时面临的各种困难和克服困难的具体措施。他认为,现在有了各个部门的具体条例,这还不够,还必须处理好它们之间的综合平衡关系,形成总体的全局性的工作路线。

  时任《红旗》杂志副总编邓力群说:“西楼会议经过反复讨论,大家意见一致了,所以第二天,少奇同志、总理、小平同志三个人,就坐飞机到了武汉,给毛主席汇报,汇报,大概待了一天多吧,第三天回来,就坐飞机回来了。当天晚上,因为我那个时候帮他整理材料啊,做一些具体的文字工作,他就打电话给我,说毛主席同意了,非常地高兴。”

  1962年5月,中央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和通过了1962年的调整计划,这个计划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整顿措施。

  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西北局计划委员会主任宋平说:“第一件措施就是大力精简职工,压缩城镇人口;再一个就是大力压缩基本建设;第三就是缩短工业战线;第四就是进一步地从人力、财力、物力上支援农业,因为吃饭是最重要的。当时饿肚子,那真是饿肚子。”

  落实这些调整措施,遇到的一个很大难题,是关停并转一大批工业企业,再度精简上千万城镇人口。这很让人下不了手。周恩来在做人们的工作时,动情地说:这不只是伤筋动骨,每一刀砍下去都是血淋淋的,没有办法呀,要实现工农业的平衡,必须这样,否则,国民经济就会被完全压垮。

  宋平说:“很快的,一下子减下了2000多万人。那真不容易啊,缓解了国家的困难,体谅国家的困难。那真是没有线多万人口,从城市回到农村,等于一个中等国家搬家,这是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和以前任何一个时代都做不到的事情。感慨地说:我们的人民真好啊!

  由于果断地落实了这些调整措施,到1962年底,农业生产开始回升,实现了国家财政收支的平衡,市场供应也有所缓和,城乡人民生活开始好转。至此,中央宣布,国民经济最困难的时期已经渡过了。

  困难在渐渐消退,人民的奉献,英雄的故事,却永远地留了下来,留在了新中国历史抹不去的记忆之中。

  今天的内蒙古草原依然是那么美丽富饶,可是这里的牧民并没有忘记他们的草原英雄小姐妹。

  今天的北京早已告别了那个背粪桶掏厕所的年代,可是这里的市民不会忘记当年走家串户的掏粪工人时传祥。

  时传祥妻子崔秀庭说:“旧社会掏粪谁瞧得起啊,旧社会那资本家都瞧不起,上那个六部口啊,是个什么(地方的)一个大资本家(家里)掏粪去,说跟人家要点水喝,找个喂猫的碗给端点水喝,那时旧社会就这么被人瞧不起啊。那时候就光认为是应该干的。”

  就是这样一位老工人,怎么也没想到自己有一天能当上劳动模范,更没有想到会受到国家主席的接见。

  时传祥之子时纯利说:“1959年10月26日,在人民大会堂,主席就握着我父亲的手说,这是老时吧?当时我父亲非常纳闷,我父亲想是不是我是个光头,是个秃头?少奇主席一眼就认出来了。主席就握住我父亲的手说,你掏大粪是人民的勤务员,我当国家主席也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只是革命工作分工的不同,我们都要在各个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好好地为人民服务。”

  不论职位高低,不论工作差异,新中国人民有一个共同的精神家园。在这个家园里,不是总有叱咤风云的的人生经历,更多的是像时传祥这样在平凡岗位上的默默奉献。浇灌和哺育这个家园的,正是为人民服务的信念。

  雷锋——人民解放军一名普通战士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上写下了这样的感想:“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1962年8月15日,他因公殉职的时候,年仅22岁。

  因为在日常生活中做了许许多多为人民服务的好事,雷锋成了那个年代最响亮的名字。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相继题词。向雷锋学习,成了新中国社会风尚的一个缩影。

  那是一个并不久远的年代,也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雷锋式的好战士王杰;战斗英雄麦贤得;人民的好战士欧阳海;硬骨头六连;南京路上好八连。

  回首60年代前期的那段时光,你会碰到一个又一个让人感怀、让人激动的英雄人物。英雄辈出,把我们的精神家园妆点得格外好看。

  1961年6月,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在北京香山举行。会议期间,周恩来接见了部分演员。他说:“现在挂的都是外国的明星照片,为什么不挂我们自己的?”这次谈话使中国首次确定了赵丹、白杨、秦怡、上官云珠、王丹凤、孙道临、于洋等“二十二大电影明星”。从此,他们的剧照在全国各大电影院悬挂起来。

  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郭沫若发奖,最佳女演员奖获得者祝希娟,最佳导演奖获得者谢晋,最佳男演员奖获得者崔嵬,最佳电影编剧奖获得者夏衍和水华,最佳配角奖获得者陈强,最佳摄影奖获得者吴印咸,最佳纪录片《征服世界最高峰》摄影师之一王喜茂(音)等先后领了奖。

  60年代前期的调整工作,不仅仅局限在经济领域,也给文化和科学领域送来了一阵惬意的春风。让知识分子格外难忘的,是1962年春天的广州会议。

  会议上,周恩来重申了他1956年关于知识分子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观点。陈毅则更为直率地说:经过12年的考验,特别是这几年严重困难的考验,证明我们广大的知识分子是爱国的,是和人民同甘共苦的。如果12年还不能鉴别一个人,那也太没眼光了。他提出,要给知识分子脱帽加冕,脱资产阶级之帽,加无产阶级之冕。

  时为秘书、广州会议参加者甘子玉说:“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讲话传达以后,广大科技工作者的热情空前高涨。当时生活的困难还没过去,但是科技工作者的干劲不可遏制,简直憋不住了,也很感动人,有的人说我现在是脑力劳动者,是自己人了,我们不能再做客人在旁边看了,帽子摘掉了,责任是加重了,所以当时许多科研院所灯火通明,图书馆、资料室、研究室通宵开放,随时你都可以去,因为大家也要去,要干活,所以这些努力带来了1964年和以后的重大国防尖端的任务的突破。”

  1964年10月,在中国西北的大漠深处,一项代号为596的神秘产品,经过3年的研制,已经进入了最后的实施阶段。夜幕下,这个庞大的物体被缓缓地安放在102米的铁塔上。

  此前,从60年代初期,美国的中央情报局曾多次从太平洋公海上,发射高空无人驾驶侦察飞机企图进入这个地区,但始终没有成功。这个神秘的地区,对美国人来说,始终是一个谜。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形势的发展开始从东西两大阵营的对峙逐渐演变为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核军备竞赛,乃至对周边国家的核讹诈。

  1959年美国进行核爆炸试验的实况转播,此时美国已经采取电视转播的方式向公众赤裸裸地进行宣传。同时,以核战争为主题内容的军事演习也时常进行。这是当时的美国总统在一次演习中撤离白宫转入战时指挥部的镜头。在那个年代,拥有核武器,已成为超级大国欺负讹诈弱小国家的一张王牌。

  恰恰在这个时候,刚刚起步的中国原子能事业,又面临苏联撤走专家,带走图纸,中断材料供应的打击。

  时任二机部九局局长李觉说:“1959年底啊,苏联人不给了,不给了,啊,刘杰他们就到庐山去汇报,周总理就说话,中央研究过,不给,我们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啊,下决心全面自力更生,由我们国家自己来做实验,两年规划,要做试验啊。人家问你这个产品叫什么代号,叫什么啊?我说就叫五九六吧,是不是啊,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啊,我说这不是很清楚吗,人家1959年6月苏联人来信不给了嘛,我说我们永远记得,自己不搞是不行的。”

  当时任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的陈毅元帅代表中国政府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讲了这样的话,不要以为你们拥有了核武器就小看我们,越南是我们的友好邻邦,我们不会坐视不管,否则,下一步就会欺负到我们中国人的头上。陈毅说:“中国人讲了一句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要彻底地报销!”

  后来的事实证明,陈毅元帅的正告决不是妄言。在这位外交部长的身后,有几亿人民,有无数默默奉献的科技英雄。

  当时,一批科学家已经隐姓埋名,进入了戈壁沙漠。王淦昌就是其中的一个。此前,他首先发现了荷电反超子,世界上的科学家同行都以新的目光关注着他的行踪,但他却神秘地消失了。

  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1964年10月16日,终于迎来了核试验的关键时刻。也就在这天的下午,北京的人民大会堂正在准备上演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一些演员已经开始提前来到了这里。下午两点半,直通北京的专线电话中传来了周恩来的声音:中央批准试验定在15时,祝你们成功!

  几个小时之后,防化兵进入当初铁塔耸立的地区,现场测试结果证明爆炸当量约在8万吨TNT水平,这是一次完全合格的核爆炸。19时30分,张爱萍将军向周恩来报告这一消息。消息传到北京,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已经在人民大会堂拉开了序幕。

  史诗的参加者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一天,1964年10月16日,发布消息的周总理兴奋得难以自持,因为主席特意关照,要把一桩更大的喜事告诉大家,那就是中国第一枚在这一天试验成功了。

  这时候,中国周边的局势已经越来越令人不安。在南边,越战升级,在北部和西部,苏联开始秘密陈兵,在东南沿海,美蒋集团更是虎视眈眈。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工业的70%集中在东南沿海。出于国防战备和调整工业布局的考虑,中央领导人决定开始大规模的三线建设。

  三线是按中国地理区域划分的,沿海和沿边疆的省区为一线;战略大后方的省区为三线,包括长城以南,京广线以西的广大地区的西南三线,和陕甘宁青等省区的西北三线;介于一线和三线之间的地区为二线月,祖国一声召唤,大批的国营工厂从一线迁往三线,许多工人、技术人员从城市来到山区。他们告别故乡,告别父母,告别心爱的姑娘,开进了深山密林,开进了戈壁荒滩,投入到三线日,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国民经济的调整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工农业生产开始全面高涨,国民经济也已经全面好转。我们这几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坚决执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方针的结果。在此期间,我们不但没有借一元钱的外债,而且把过去的外债几乎全部还清了。在报告中,周恩来根据的提议,第一次完整地准确地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早在建国初期,就提出,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现代文明的国家。1954年,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要建设一个强大的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国防的国家,这是新中国领导人第一次提到四个现代化。后来,这个提法几度变化,终于逐步完善。周恩来说:“我们要在今后建设工作中,进一步认识建设的客观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宋平说:“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上,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完整准确地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就是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可以说,从此四个现代化就成为激励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目标和理想。 ”

  几天以后,迎来了他71岁的生日。这天,他破例请了两桌客人,与他同坐一桌的,都是在调整时期涌现出来的英雄模范……